孟美岐事件是怎么回事
张维佳,北京语言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兼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。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,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-研究院特聘研究员,王力语言学奖获得者,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。
经历:历尽艰辛,走直弯路
一个十五六岁手执锄镐的新农民娃,行走在关中平原的田野上,而他的目光却始终投向远方。作为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,张维佳担任着当时生产大队科研站技术员,除了与其他人一样做各种农活,他还始终保持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浓厚兴趣,辛勤探索育种的途径,在广袤大地上书写着知识青年的人生。1977年,张维佳成为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,重新开始系统的学习生活。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一所重点中学担任语文教师,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继续拼搏,从外语零基础开始,先后考上了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历史语言学博士研究生。
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他是一个喜欢“瞎想”的人,喜欢做什么都问个“为什么”。当知青时,曾对农作物移栽技术感兴趣,探索为什么移栽后的庄稼产量高;参加高考时,因为对中国画的神秘意蕴感兴趣,想了解其背后的原因,毅然放弃理工科转而报考艺术学院;因种种原因考入大学中文系后,又因为对语言及其规律和运行机制感兴趣,而转向了语言学学习与研究,并在大学阶段就发表了学术论文。硕士阶段他师从四川师范大学冉友侨、刘君惠、郭诚永、杜道生、张振德等五大导师,从事传统语言学和语言文献学的学习和训练。毕业后,张维佳到了陕西教育学院教书,讲授《语言学概论》,这段经历使得他对语言学研究目标——“探索语言共时结构规律和历时演变规律”有了深刻的理解。1991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,让张维佳从书斋走出,走向田野,开始了对活的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。他承担了陕西省高校地方课程教材《陕西方言与普通话》撰写工作,开始对陕西近百个县市展开调查,探索陕西方言共时差异和历史演变规律及其与汉语普通话的关系。《陕西方言与普通话》出版后,很快成为陕西高校使用广泛的地方教材。这项工作为他后来重视活的语言、重视历史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,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从传统语言学到现代语言学、从关心文献材料到关注活的材料,进而寻找语言发展、演变的规律。整个治学理念发生变化后,张维佳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深造,1996年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跟从潘悟云教授学习历史语言学,攻读博士学位。学习历史语言学的过程中,他发现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多缺陷,“我们的学术目标在哪儿?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?我们是要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,还是要让中国的问题变成世界的问题,通过中国的语言学材料来丰富世界的语言学理论?”由于之前便有了方言调查材料的准备,张维佳仅仅花了两年便完成了博士论文《演化与竞争: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》。
www.bjwanfei.cn博士毕业以后,张维佳来到了北京语言大学。已是不惑之年的他,面对着一个全新的环境,一切都从头开始。在这里,他首先站住了讲坛,从给零起点的留学生教汉语开始,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颇具魅力的声音,吸引了大批学生。于是他很快受到校领导的重视,被调往语言研究所工作。在语言所工作的一两年中,整理了学校过去的许多研究成果,发表了一些文章。后来,以其多方面的才能、良好的综合素质,被调往科研处担任处长。
数十年的拼搏,是“将弯路走直了”。从一个城市青年变为下放到农村的知青,再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到书卷飘香的读书生涯,张维佳的每一步都走得如此艰辛,爬过了人生的第一道坎,前面又有无数个弯。无论道路如何曲折,心中对学术的热爱和坚持却始终未变。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,有多少人能坚持二十年?
学术:上“接天线”,下“接地气”
张维佳在学术之路上不断创新,收获颇丰,发表了数十篇优秀的学术论文。更重要的是,他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完美地结合了起来。
所谓“接天线”,就是指基础研究必须要在学科前沿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主张,占居领先地位,获得学科话语权。研究不仅仅针对国内,而且要对世界语言学有所贡献。2003年,他那部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的博士论文《演化与竞争: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》作为专著出版以后,荣获了北京大学第十届王力语言学二等奖。王力语言学奖可以说是语言学界的最高奖,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有很高的认可度和知名度。该书以当时颇具创新力的历史层次分析法,从演化和竞争的视角,把积压在现代关中方言中的不同层次一层一层剥开,用方言共时差异观察历史演变,解释它发展的机制。在历史层次理论初步提出、概念尚不明晰的当时,张维佳可谓是走在了理论的前沿。博士毕业以后,他沿着历史语言学的道路,继续开展探秘语言历史演变的工作,先后发表了《远指代词“兀”与突厥语》、《朝鲜汉字音的层次及来历》、《关中方言果摄读音的分化及历史层次》等重要论文。
2002年前后,他开始研究语言地理信息系统。一方面把中国所有地名输入电脑,通过程序管理来进行分类;另一方面,钻研这个软件本身,试图弄清语言地理和自然地理、人文地理是一个怎样的关系,提出方言地理及其历史发展建模的概念。摸了理工科的东西之后,他对文科领域的理解更新更深了。这是张维佳治学方法上的一个变化,那就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,同时也由此开始了语言地理学的研究,提出了基于GIS系统的语言地理研究的理念和路径。之后发表的文章《秦晋之交南部方言宕摄舒声字白读音的层次》、《建立汉语方言地理底图和坐标编号系统的设想》、《山西晋语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来源》、《汉语方言卷舌音类的地理共现与共变》等都是这一方面的力作。
2004年对于张维佳的学术研究来说,又是飞速提升的一年。这一年,他来到香港,跟随著名语音学家朱晓农交流学习。在此过程中,让张维佳受益最深的便是科学主义的精神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。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,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,已经不能再走惶惶乎“我注六经”、玄玄乎“六经注我”的老路,而应该使用现代科学与哲学兴起以来的研究方法,不仅要有多方探索的随机发现过程,更要有自动纠错的递归评价过程。聊备一说、自成一家言的注解方式已经登不了语言科学研究的大雅之堂。另外,技术的革新也大力推动着语言学研究的快速发展,便捷、高效、高精度的仪器设备使实验和分析能够提供更精确的数据、更多维的观察视角。所以,张维佳说,“我们必须要有‘三个走进’:走进田野、走进实验室、走进社会”。为了推进国内基于现代技术的语音研究,他翻译了国际语言学界有重要影响的《语音学教程》(赖福吉著)、《世界语音》(赖福吉、麦迪森著),并正在组织翻译《语言地理学方法》(柴田武著)。
关于“接天线”的基础研究,张维佳提出了语言“历时”、“视时”、“瞬时”等音变及其历史研究“宏观”、“中观”、“微观”等视角等观点,并开展了相关的深入研究。
2023年7月,教育部启动实施全国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(名匠)名校长培养计划,每年遴选一批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和高等职业院校(含本科层次和专科层次)从事一线教育教学的在职在岗骨干教师或具有绝招绝技的技能大师,进行为期三年的集中培养,旨在打造一批理想信念坚定、师德高尚、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突出的双师型名师(名匠),一批办学理念先进、办学定位准确、勇于开拓创新、精通现代职业学校治理的教育家型名校长。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,专家综合评议,教育部确定了首批“三名”计划高等职业院校名师(名匠)培养对象210人、中等职业学校名校长培养对象50人,培养基地23个。
除了“走进田野”、“走进实验室”以外,他认为,“走进社会”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接地气”,即研究必须要对现实有用。从近处来说,要对教学有用,再说远一点,要为社会的教育、文化、经济服务,再远一点要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。近些年来,在我国语言政策规划问题上,张维佳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方案,可以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、汉语与少数民族语的关系,使处于相对弱势的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能够进入良性的发展机制,增强自身迎接新时期新形势挑战的能力,而不再仅仅是机械地“抢救”与“保护”。另外,在汉语国际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设置、学科管理、学科建设等方面他也有很多详细的构想。
近来,张维佳致力于“语言文化建设”工作,并对此有了新的认识。他说,过去我们谈语言文化,只是一个表层的文化,谈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,是一个联合短语。这方面从古代就开始重视,古代的语文学讨论的就是这类问题,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字形、字义、字音的变化、演化。现在我们谈的语言文化,是一种偏正关系,即有关语言的文化、跟语言相关的文化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,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,和语言相关的文化我们都要研究。这种研究的目标,就是通过语言文化的研究,来为社会文化服务、为社会经济服务。如行业用语、广告用语、民间曲艺形式等。同时,可以生成语言产品,可以服务于语言培训、语言测试等等,甚至还能为国家安全服务,比如建立大数据的音库,可以为刑事侦查服务。另外,语言文化也可以展示我们优秀的地方文化,张维佳目前正在做的课题“北京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与研究”,便对古诗文吟诵、北京三山五园的楹联牌匾、口传文化、地名文化等问题进行研究,服务于北京文化建设和世界城市建设。
行政:兼容并蓄,融会贯通
如果说人生的经历和学术的历程,足以展现张维佳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,那么,身兼数职的行政管理工作和社会工作,更能展现他高超的管理才能和人生智慧。
张维佳现今担任着多个职务:首先是教授、博导,需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。其次是管理者,是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。另外,张维佳还是民盟海淀区委主委、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和高教委员会主任、北京市人大代表、海淀区政协副主席、海淀区人民法院陪审员。在这些多而繁杂的工作中,张维佳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境界,把各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做得都很出色,并且能够将学术研究、科研管理、社会工作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,使其互为支撑,形成巨大的合力。
因为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,张维佳承担了很多社会工作。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海淀区政协副主席,张维佳近几年有三项工作得到了各界的高度认可:第一是提出了“充分整合辖区科研院所和中央高校的资源、全面提升中关村自主核心区的品质”的提案,后来海淀区提出了一个“1+6”政策,其中的“1”就跟它相关,在海淀区建立一个中知院研究所,主要任务就是整合资源,所以中关村、知春路、学院路联合搞了个研究院,就是为了让这些驻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落地。第二,他从2006年就开始调查研究中国高校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,曾撰写《北京高校在首善之区建设中的作用》的调研报告,其中《社会文化建设与首都高校的文化使命》,荣获了北京市统战部二等奖。在这里面,他强化了高校的文化引领作用,并在推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,一些观点被北京市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采用。第三,他非常关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教育国际化问题,撰写了《世界城市建设和首都高校来华留学教育》调研报告,主要从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这样一个目标出发,来分析北京和巴黎、东京、伦敦、纽约这几个城市在国际化方面,特别是在留学生教育方面的优劣势,来看我们现在的距离有多远,未来怎么做。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人大的一个提案提交上去,也获得了好评。这三个报告都发挥了很强的效应。
在张维佳看来,做社会工作,可以对整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趋势有比较透彻的认识,在为学校科研项目的策划选题上就比别人站得高,从而拓展学校的科研空间。另外,通过社会活动可以接触很多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界的知名人物,能够开阔视野,获得更多的启示。至于对学术研究方面有什么影响呢?张维佳认为,它可以使你的学术跳出来,站在更高的上位,能够“站得高,看得远”。“比如我搞历史语言学,我就站在语言学的高度上;我搞语言学,我就站在人文社科的高度上;我搞人文社科,我就整个地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。”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对张维佳来说已经形成了合力,撤掉一个都会对其他的方面产生影响。“如果没有社会工作的经历,没有管理工作的经历,我自己的学问也很难做好。没有社会工作经历,那就不会掌握那么多资源。我觉得我把它们打通了,把它们形成了一个系统了,要哪一个就把它提出来。”
人生:治学三境,游刃有余
在张维佳的学生眼里,他始终是一个充满活力、干劲十足、心态年轻、甚至常常如孩童般纯朴天真的老师。多才多艺的他,时时让周围的学生叹服和仰慕。
曾经做过电台主持人的张维佳,本身就拥有一副有磁性的好嗓子,再加上巧妙地运用语音学理论对其进行调节,他让自己的声音更富于亲和力、感染力。除了朗诵、唱歌以外,张维佳对书法艺术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。当然,书法在他那里并不仅仅是一个爱好,更是一种抒写人生意境的方式。他说,“书法家不是练就能练出来的,其实当你的历练、悟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一写就会有了。这里边跟你的整个素质、跟你对社会的认知和人生的体悟相关,它自然就散发出来了。这是一种修养。”
这么多的兴趣爱好、这么多的社会角色、这么多的工作,在张维佳的生活里没有丝毫冲突,他处理得游刃有余。如果说有什么秘诀,那就是“系统”二字。张维佳的心里,有一套和谐且开放的人生美学系统。生活中的所有大事小情,都被他纳入这个系统中,各归其位、各司其职,始终并行不悖地良性运转着。所见到的新事物、所遇到的新问题,都被他处理为一个一个的“关系对儿”,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东西都被联系了起来,这自然也成就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心胸。“我愿意为大家服务,我不眼红别人,别人好了我更好。我帮助了很多年轻人,我希望他们有很好的发展。帮助别人是自己的快乐,我跟我爱人都有这个观点。”
张维佳常常用王国维的“治学三境界”来与学生共勉。不仅治学如此,人生亦如此。第一重“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断天涯路”的阶段,他也处过,而且一处就是20多年,当时总觉得“什么时候是个头,我很辛苦,不知道自己方向在哪儿。”第二阶段,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正是他担任科研处长之后尚未取得成果的这几年的真实写照。每天辗转反侧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、为学校争取资源的事情。有时候饭后散步,很自然地就走到了办公室里。如今,他开始慢慢步入了第三个阶段,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,已经能够享受到成功所带来的快乐。他完全没觉得有什么劳累,因为这一切都已内化为了他的生活方式,融入到了他的人生美学体系里。在这个和谐的社会和人生系统里悠游,他乐在其中。
(民盟海淀区委供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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